阿列克谢·彼得鲁欣：你说得很对。人们通常不会说电影制作是一项使命。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从娱乐消遣开始的。你刚才所说的一切对我而言都是某种包袱——在国家崩溃又重建期间我的生活经历给了我潜力，给了我体面的收入，让我接触到电影的魔力。坦诚地说，那时候主要是虚荣心作祟。直到后来，我才明白电影不仅仅是娱乐，对任何国家来说它都是一个严肃的行业。
创作电影的人本质上和医生一样重要。有治病的医生，也有伤人的医生。电影制片人也肩负同样的责任。你可以用你的电影给世界带来美好和善良的东西，激励人们，这是电影最应该做的。电影还需要团结人们，教给他们一些东西，告诉他们一些新的东西。但是你也可以通过拍一部电影，让人们失去生存的意志。
当你遇到严重困难时，你面临着一个抉择——要么战斗，要么改变做法。正是在那段时间里，我开始意识到电影制作是如何融入我的生活的，我自己也是多么的想从事这份工作。我决定把拍电影作为我的主要职业，并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不，我从未有过那种梦想。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想加入马戏团，扮演小丑。与此同时，我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孩子，成绩优异，是尖子生，不仅仅是在我的班上，在全校也是如此。我不是很愿意说出这些事，但从内心来看，我确实有过这种梦想。这是我当时与娱乐行业唯一有关联的想法。
我们确实总爱看电影，有时候会去电影院看几十遍同样的电影，这很激励人心。例如，印度的《迪斯科舞星》、俄罗斯的《20世纪的海盗》，以及所有成龙的电影。
然后，在80年代，我有了自己的音像租赁店，和电影有了点联系，但当时我无意涉足电影业，我只是为了赚钱。
在每一部电影中，我总是会客串一个小角色——只是为了搞笑或是参与一下电影，但在某个时刻，我意识到了我真正的天赋。当然，电影是一种美妙的错觉，借助于计算机图形、特效、高超的编辑、音乐、声音设计，你甚至可以让最平平无奇的演员成为人们喜爱的超级英雄。
人们经常问我，当我作为制片人要为电影注资时，我是如何选择电影的。但实际上钱是来源于投资方，制片人的工作是根据一种想法去创作电影，并将其呈现给观众。你首先得有一种想法——这种想法是必要的、有用的、好的、善意的，然后你确定好它要表达的内容以及表达的对象。之后，你需要挑选一个编剧，如果你已经确认了人选，那么你可以选择一个理解中心思想并能与你分享观点的导演和摄影师。
例如，我们有阿图尔·阿比季诺夫和我们一起工作。他热衷于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的文化，历史以及东方武术。所以对他来说，从事电影制作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是生活本身。制片人的目标是将所有这些环节串联起来，使之发挥作用，找到资金、赞助方、投资方，同时自己需要承担起一切责任。虽然有时候，作为一个团队，我们也经常投入资金，成为自己项目的投资者。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展示你自己国家最糟糕的那一面，那么除了我们都想参加的电影节——在戛纳、威尼斯、德国——你将有更大的获奖机会。如果你拍了一部直接号召全国革命的电影，那么好莱坞会很欣赏你，甚至给你颁发奥斯卡奖和金球奖，全世界都会了解你。这样在你自己的国家，每个人也都会去观看、下载、购买，即使是不情愿之举。然后有一些人会提出负面评价，并加入反对派。电影以这种方式被当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不是阴谋论。许多人说：制作美国大片，你就会获得排片机会。于是你尝试着拍那种电影，但是影片市场容量非常小，而且都由寡头控制。如果你要拍电影，那你就需要观众，在中国也是如此。但是在印度和中国，人们不会放弃——他们国家兴盛，社会团结并拥有真正的爱国精神。
当国家被征服时，首先被占领的是自然资源和大众媒体。电影是最强大、最有感染力、最普遍的大众媒体形式。感谢上帝，我们学会了阅读报纸，即使在当下，社会仍然相信报纸，不管报纸里写了什么。许多人说：“无风不起浪。即使他们撒了一点小谎，但有一些仍是事实。”只有一小部分人意识到，有时候为了引起轰动，媒体会夸大或编造东西。记者其实就像导演一样。你在采访我，但真正的目的不是公关，而是激励读者，这样读者就会学到一些新东西——这是你所起的教育功能。任何新闻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传播。你可以把自己锁在家里，不问世事，害怕一切，也不想再活下去。但是信息传播的方式也可以让人们在面对困境时能更快地了解情况、更冷静地思考和做出反应。
这是一个由志同道合的人组成的团队。人们称我为团队创始人和所有者，但事实并非如此。本公司有数位法人、一支团队、董事、创始人、合伙人和投资者。我是一个代表人、一位参与者和一名制片人。这不是公司章程中规定的，我只是代表这支团队。我们想参与创建俄罗斯自己的电影品牌。我们想推出能唤醒和强化俄罗斯基因的电影。
从商业意义上来说，考虑到全球对俄罗斯人的态度，这个名字是没有优势的，可我们并不害怕。我们承认会面临一些困难，但是我们相信在大约10年后，俄罗斯电影将会成为一个吸引眼球的品牌，人们开始对此产生兴趣。俄罗斯电影集团和中国电影集团已经开始了一个联合项目。中国电影集团是一家由数十亿元资金资助的国有公司，负责制作国产电影，但它肩负着与我们同样的使命。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是一个私人公司。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到了电影基金会和文化部的支持，这点令人欣喜。即使我们没有成为一家国有公司，我们仍然可以成长，并为这个行业带来许多有用的东西。
最初，第一个《魔鬼的精神》计划以果戈理为基础，第二个命名为《从特兰西瓦尼亚到莫斯科游记》，第三个——《中国游记》。第四部电影计划为《印度游记》。我们知道我们会前往中国，然后这部电影也会有龙的元素。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神，这些神在形象和能力上与异教徒维伊相似。
当我们开始研究不同民族的信仰时，我们发现有无数的物质守护着死亡之地和从活人之地进入死亡之地的通道。我们合并了第一部和第二部电影，并于2014年以《魔鬼的精神》3D的名义发行影片。因此，《中国游记》成为第二部电影，并被命名为《龙牌之谜》，而《印度游记》成为第三部电影。
2015年我飞了52次行程，2016年63次行程，2017年24次行程。今年的话，我明天就要飞往中国，这将是我的第16次行程。目前我去得次数少了些，但是到年底的时候可能会再去很多次。
如果是说拍摄过程的话，大约10%在莫斯科，20%在布拉格，70%在中国。如果是说后期制作，90%是在俄罗斯的工作室完成的，只有10%和配音有关的工作将在中国和美国完成。
从一方面来说，你有了更多的责任。另一方面，它也给了你一定的自主权，你获得了更多来自合作伙伴和片商的信任。你的内心有一种满足感，意识到你所有的考虑都是正确的，你对电影制作有所了解。是的，现在我会对拍摄稍微做一些改变，我觉得还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但是我们仍然很满意，这部电影的首日和首周末票房记录至今还没有被任何其他俄罗斯电影打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用第二部《龙牌之谜》能将这个标准提高一点。当然，《决胜三秒》的整体票房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因为它展示了我们市场的可能性和容量，我们将不懈追求这一点。尽管如此，我们至少会努力保留自己创下的记录。
好莱坞是一个伟大例子，证实了电影行业可以很好地服务于国家，它甚至比军队更重要。他们的电影影响了整个世界，让全世界相信美国是最强大、最富有、最有感染力的国家。美国有着发达的电影新闻和电影评论业，旨在推动电影业的发展。他们有一个基本的、非常简单的规则:要么你赞扬业内的同事，要么你什么也不说。这很有帮助。
即使一个美国人没有看过电影，他们仍然会称赞它，即使显得不那么自然。没有人会在背后诽谤别人的电影。但不幸的是，在我们这里，坏事比好事更容易见诸报道。基本上在美国，人们写的是成功，而在这里，更多的是关于失败、丑闻和谣言。
因此，如果你想在俄罗斯出名，那么你就需要指控、侮辱、欺负某人，或是出现灾难性的差错，然后记者会站出来大书特书。那时候每个人都会认识你，否则在这里很难出名。
你拥有的瑕疵越多，你就越有可能加入我们的团队。当然，人们都希望与富有创造力和闪光点的非凡人士合作。但如果你是一个制片人，你的主要目标就是激发每个人的创意，团结他们，将所有这些火花引入一堆火之中，这样它就会给每个人带来温暖。这是最难的部分。
：《印度游记》系列电影题为《印度游记——临近永生》，是一个非常具有感染力的故事，它将包含我们在前几部电影中学到的所有最好的东西。我觉得我们会度过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希望这部电影中的所有内容都能顺利进行，但又为自己设置了一个高标准，想运用新的特效、新的尺度、服装道具和人物。而我不知道我们要如何做到这些，如何才能完成任务，即使我确信我们将会这样做。我们已经拍摄了一些镜头。现在正在放慢速度，因为我们在中国的协调工作遇到了一些麻烦。在电影基金会和文化部的支持下，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对此我们非常感激。
这部电影将由印度-中国-俄罗斯联合制作。我们尝试将这三种文化结合起来。这部电影应该会对每个国家的观众都有吸引力。我们在电影剧本上花了很长时间，以确保不重蹈覆辙。
印度的知名影星将参与到这部电影中，所以热爱印度电影的人会很高兴。印度方面的同事已经拜访了我们，现在我们的专家将前往印度，呆两三个月，在他们的工作室协调一切。他们是一些印度最大的电视剧制片商，每年制作2000集，这意味着他们每天都得制作五集，那太疯狂了。起初我以为是我理解错了，但这是真的。在那里，我们将尝试把电影转移到Cerebro系统中，以使我们的后期制作合作更有效率。
根据电影情节，我们的角色将出现在印度，那里冒出了阿修罗，即僵尸。刚开始，人仍然可以保持自我意识，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我们还计划再次采用中国、哥萨克元素，我们的绘图师也会再次带来他的科学故事，还有印度公主，他们用舞蹈、功夫、军刀和赫瑞加酒解放了印度人民，拯救了世界。电影里会有怪物，会有僵尸，我们也离不开魔法元素。
《罪与罚》。这将是一部基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有很强感染力的电影。故事将从雅顿·拉斯柯尔尼科娃的角度展开，她来到这里寻找她的哥哥。在书的结尾，罗丹被流放。他给妹妹写了封信，说恶魔拥有人们的灵魂，地球处于危险之中。人们都认为他是疯子。雅顿出发去寻找他，去了他曾经去过的所有肮脏的地方，遇到了能召唤灵魂的神秘组织。这在风格上类似于盖伊·里奇的《夏洛克·福尔摩斯》，或者斯科塞斯的《纽约黑帮》，这是一个与现实相结合的幻想故事，节奏明快而生动。
我们也完成了《最后的考验》这部影片，这是一部惊悚片和戏剧。事实证明，它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是一个团结、鼓舞人心的故事。观众将在今年02月看到它。
除此之外，我们正在拍摄《退群》，讲述的是关于社交媒体和所谓死亡团体的故事。我们还完成了两部喜剧的拍摄——《希腊疯子》和《我既非如此，也非那般》。虽然更准确地说，他们是冥想者和哲学家，但也有小的元素幽默。我们还将针对年轻人推出一部关于俄罗斯嘻哈音乐的电影，电影名为《牛肉》。这些是我们在一年内可以推出的电影，而大规模发行仍然需要两三年时间。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快更强，但是我们目前没有足够的投资。
我要感谢整个Cerebro管理团队，和你们的合作十分富有成效。我也衷心希望我们的合作伙伴和同事也能充分利用机会，与贵方开展合作。
Maria：我叫 Maria Zaykovskaya，我是一名视觉效果 (VFX) 制作人。我从 2012 年开始为工作室工作；当时 “Viy”（《魔鬼的精神》）第一部已经进入后期制作阶段。现在我们正在继续拍第二部，而第三部正处于开发阶段。
从童年开始，我一直都叫 Marusya。我们的领域是一个严肃的领域，不过感谢上帝，并没严肃到过分的程度。“Marusya”比“Maria”更容易记住，这就是为什么更多人知道我叫 Marusya 的原因——他们很难将我误认为其他人。但我也不介意他们叫我的全名（笑）；当我们举行商务会议时，我会说自己叫 Maria。
我们有一个相当复杂的结构。多年来，《魔鬼的精神》一直是工作室的基础项目。我们参与电影制作的全阶段，从最开始的剧本到最后的后期制作。整个工作并非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分散在多个国家，我们的大量员工在工作室也从事着不同阶段的工作。所以我们有一群人——大约 10 个左右，就像大多数类似的企业一样——组成我们的智囊团。在制作的不同阶段，你可以更换人员、地点和目标，但制作工具保持不变。在推进的过程中，根据所处制作阶段的不同，员工的数量可能会有所变化，但平均而言，大约有 25-50 人。
这取决于制作阶段。我们的导演非常有趣，富有创造力，他喜欢让事情处于掌控之中，确保一切井井有条地推进。因为这个原因，参与这个过程的所有人——特别是在开发和前期制作阶段——都集中在同一个地方，大多数情况下是在莫斯科。所有的艺术、技术和创意开发工作都在工作室中进行，因为这样速度更快，并且导演可以更精准地设定目标。在拍摄的时候，大多数人不在莫斯科，而是“处于流动状态”。现在我们处于后期制作阶段，大多数人都参与管理和监督工作。作为 VFX 制作人，我主要是在位于莫斯科的“智囊团”工作。
我们在不同的国家使用 Cerebro 以及所有可能的通信和监督方法。我们有一个既定的流程，当然，Cerebro 可以为此提供很多帮助。自第一部《魔鬼的精神》的后期制作以来，我们一直在使用它。因为我们每部电影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因此，了解五年、六年或七年前所做的工作非常重要。例如，《龙牌之谜》在中国拍摄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在拍摄之前，我们花了六个月在那里进行准备工作。因为身在中国的参与电脑图形开发的美术指导的工作和主要在莫斯科的导演和 CG（电脑图形）主管的工作密切相关；人们要在同一时间布景、开发图形和场地。如果考虑到时差、互联网屏蔽和其他因素，那么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保证一切事情都能很快开展，并能在同一个空间运行。但是，由于我们在 Cerebro 上建立了工作流程，所以整个流程非常方便，有时甚至比通过 FTP 或远程访问还快——哪怕我们的人员同时在莫斯科、中国、印度和德国工作。
据我所知，最早的运行是在很久以前进行的，甚至在《魔鬼的精神》之前，当时可能是在拍摄《天鹅绒革命》(“The Velvet Revolution”)。在 2010-2011 年的《魔鬼的精神》后期制作期间，我们更加频繁使用这一工具。
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问题。我们已经习惯了以任何形式工作，无论是 用Cerebro，网站，还是以往流行的论坛。因此，我们没有任何问题，我们的员工也没有问题——与我们一起工作的人员和工作室通常已经建立了与 Cerebro 的良好关系。我记得我们甚至没有使用过你们的服务器——我们从一开始就使用自己的服务器。我们也没有外部访问的问题。
我们和你们的开发人员进行了很愉快的聊天——我们关系非常密切（笑）——在聊天时我们会提出建议，提出问题，进行纠正，并要求专门为我们添加一些东西。我们是一个相当独特的项目，因为我们需要同时解决大量的技术和创作任务，要走很多流程，并且我们的制作和拍摄都在不同的国家同时进行。我们有一个非常动态的电影制作流程，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市场工作，所以经常会有变化。变化来得非常快，由于有些过程早已启动，因此这么做并不总是合理。能够及时纠正并查看变更记录至关重要。Cerebro 提供的许多功能对此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必须满足许多技术要求。具体来说，我们有自己的文件命名系统，我们的内部 CG 和 DI 流程就是在这个系统的基础之上构建的。这也是我们与开发人员可能产生分歧的地方，比如说，他们总是试图节省服务器空间。因此，当我们遇到问题时，如果我们要求你们删除一些更新数据，你们的开发人员会立即帮助我们。毕竟，每个工作室都有独一无二的特点，这就是我们与你们的开发人员密切合作的原因，他们大多数时候都会考虑我们的意愿。我们与众不同的一点是，我们算不上是一个计算机图形制作工作室，而是一个管理中心。制作工作室大多使用输入/输出连接器从而连接其他软件，主管发现这样最适合工作的开展。但是，作为一个主要负责开发、目标设定和 CG 的工作室，我们更愿意使用电影制作软件，并将内容直接导入到组件中。但据我所知，这用 Cerebro 很难实现。
我们没有标准的工作状态，因为时差的缘故，我们必须每天 24 小时保持联系。当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开玩笑说我的一天持续 29 小时——当地时间 24 小时，还有 5 小时的额外时间，这是和莫斯科的时差。在中国，人们睡觉的时候，莫斯科刚刚晚上：人们都开足马力，每个人需要你的帮助。我们唯一标准的是工作框架：上午和晚上我们查看样片，在中间的时间段，大多数人则会在工作室开展高效的工作或与工作室保持紧密联系。毫无疑问，要使处理图形的所有部门、人员和工作室的工作同步进行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联系——我们喜欢夜晚（笑）。
在主要摄制阶段，我全程都呆在中国。我们现在知道自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很多工作，因为我们有两个片场一直都是同时工作，而 CG 团队在莫斯科工作。这很困难，但让人兴奋，因为我们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大型专业团队。这些年来，我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准语言：就好像我们能从只言片语种读出彼此的想法，可以提早两步预测另一个人将要做什么；我们有着非常和谐的关系。在中国和中国团队一起工作的感觉很好。当然，我们也面临着一些困难，每个国际团队都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有文化差异。在一些日常事务上，大家对整件事的安排方式有不同的看法。但这些问题可以快速得以解决。
每个部门至少配有一名翻译。但总的来说，毕竟我们在同一领域工作，谈论相同的事情——而且不是讨论抽象的概念，我们总是可以用手比划的。由于片场没有陌生人，全是像我们一样的专业人士，所以没有语言障碍。当然，中国的团队有自己的特点，没有多少人会说英语，但他们的部门有严格的等级，这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你通常会与负责人交谈，然后他们再向下属传达指示。当然，讨论的进度有点慢：所有内容都必须翻译成俄语、英语和汉语——主要是这三种语言的对话。但我们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当然，这有点极端，一个片场融合了众多的文化：我们俄罗斯的大型团队，中国的大型团队，德国立体摄影师，英国演员——这很棒，是非常有趣的组合。
技术层面没有问题，但是有些不方便。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获得高速互联网，你也可以使用其他通信方式。这只是看你够不够精明，有没有路子。最终你会习惯，你总能找到一种方法：如果 FTP 不起作用，我们可以通过 Cerebro 传送；如果 Cerebro 不行，我们会想别的办法。如果找不到监视器，就从莫斯科带一台；如果下载时间太长，就问问常坐飞机的朋友能不能帮忙。最终，一切都进展得相当不错。
我们正在完成电脑特效加工和其余的流程。所以电影很快就会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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